mile米乐首页【编者按】假新闻已成网络信息一大公害。特别是近年甚嚣尘上的所谓“对内国际假新闻”，很多因其“伪造的合法性”和网民的信息不对称而更具迷惑性。2021年我在本号发布的一篇打假文章，数日内阅读量超过50万并获得大量评论，甚至评论者之间也展开讨论、辩论，表明此类现象已引发公愤，关注者众。后来我和博士生李晓兵（现已博士毕业在研究岗位工作）写了这篇论文，刊于权威期刊《现代传播》（2022年第6期），以期抛砖引玉，促成更多研究。
发表后不久，我于2022年7月20日晚在本号全文转载该文。不料转载后也引发阅读热潮，两小时内阅读6832次，且有急剧升温之势，网上已有很多转载和评论。这种阅读热度对一篇学术论文而言是罕见的。编辑部担心引发舆情，当晚急忙联系我，希望暂时删去公号转载，以避风头。遂自删。出于谨慎，甚至知网也一度不予呈现，报刊复印资料编辑部想转载也查不到，只好向我要稿。后经我交涉，知网方重新可见。
但两年过去后，发现我们所定义的“对内国际假新闻”不仅有增无减，且更加泛滥成灾，甚至很多有身份的专家学者领导也对一些耸听假信息深信不疑、到处转载，而网管对这类看似有利于“爱国情绪”的假新闻更听之任之。 于是想到现在是时候在本号重发这篇论文了。 因微信格式所限，删去全部35条注释。
【内容摘要】 “对内国际新闻”是指国际传播体系中针对国内受众的国际新闻内容生产，这一领域出现的虚假新闻被称为对内国际假新闻。搜集了澎湃新闻“有据核查”2020-2021年发布的265条对内国际假新闻，随机筛选出45个样本进行批判话语分析，揭示它们在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实践三个层面的生产与传播逻辑，考察其如何通过“伪造的合法性”“意识形态方阵”以及“意识形态自然化”等策略完成“他者”塑造、达成情感共识、实现传播效益。论文还探讨了对内国际假新闻产生的社会语境和负面影响。
中央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会议召开后，“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成为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重要命题，国际新闻传播主题再次跃入学界关注的焦点。国际新闻传播分为对外传播与对内传播（或曰“本土传播”）。对外传播与对外宣传密不可分，承担着建构、维护和推广国家形象的任务，重视“讲好中国故事”，是当前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领域。对内传播特指针对国内受众的国际新闻生产，目的是实现国际信息的本土化传播，帮助公众了解外部世界，讲述的是“外国故事”或“中外之间的故事”，学界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相对较少。数字时代来临后，媒介生态发生重大改变，机构媒体、自媒体、商业平台媒体等多元主体并存格局形成，社交媒体和自媒体成为民众信息获取的重要出入口。在流量至上等商业因素的干扰下，对内国际新闻领域正在成为虚假新闻传播的重灾区。
2021年6月，一篇针对题为《今晨，意大利总理首次承认，意新冠流行早于中国半年！》的“10万+”对内国际假新闻的打假文章，短期内阅读量超过50万，评论上千条。如此热烈的反馈，既说明此类假新闻普遍存在使文章引起了“共情”（empathy）式关注，也反映这类愚弄大众的造假行为引起了公愤。此类国际假新闻因而具有分析意义，因为它表述的新闻事实虽然是假的，但是它选择的“主题”及其折射的社会矛盾、群体心理以及权力关系却是现实存在的，属于社会现实的不正当呈现。其受到“流量至上”的数字商业模式鼓励，在民粹主义乃至狭隘“爱国主义”情绪的裹挟之下呈泛滥之势。换言之，对内国际假新闻不仅仅是一个信息传递中的歧义现象，产生原因也不局限于新闻实务范畴的伦理失范，它实质上是故意制造对立，建构虚幻的意识形态迎合或误导受众，目的是获取流量和注意力，并最终转化为商业收益。表面上看，对内国际假新闻因为所谓的“正确”可能产生民族认同、社会凝聚等“积极”效应，但长期容忍这类虚假信息恣意传播，会带来破坏新闻生态、形成社会对立、愚化民众认知甚至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等社会风险。
本文以对内传播的国际假新闻为研究对象，运用批判话语分析方法考察假新闻的文本特征、话语实践过程及其社会文化背景，深入考察对内国际假新闻的传播特点与传播机制。具体而言，重点讨论三个问题：1.对内国际假新闻呈现出何种文本特征？2.假新闻话语实践如何获取受众信任？3.对内国际假新闻现象反映了怎样的社会文化心理？
假新闻并非新鲜话题，而是世界范围内诸多国家普遍存在的传播现象，也是“后时代”事实边界因模糊而被利用或滥用的结果。尤其是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层出不穷的虚假信息将“假新闻”这一概念带入全球受众视野。此后，假新闻研究的热度居高不下，呈现全面爆发之势。具体而言，当前的假新闻研究主要聚焦四个主题。一是假新闻定义及其发展历程辨析。Tandoc（2018）等学者对2003至2017年之间34项学术研究中的“假新闻”概念进行分析，立足“内容真实性”和“作者的直接欺骗意图”两个维度，将假新闻分为嘲讽（news satire）、仿讽（news parody）、广告（advertising）、宣传（propaganda）、操纵（manipulation）和捏造（fabrication）六种类型。Leeder（2019）综合多位学者对假新闻的界定，认为假新闻与不当信息和虚假信息有关，二者都属于错误信息，差别在于后者具有故意传播或误导的意图，因而假新闻可以被定义为具有欺骗或误导民众意图的错误信息，但看起来像真新闻。在这一主题下，假新闻出现于斗争、危机传播和健康传播等多个领域，并发展出“信疫”“信息失序” “后”等相关概念，拓展了假新闻的分析框架。二是受众相信、分享假新闻的原因探究。有学者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解释受众相信虚假新闻的原因，指出刻板印象造成的偏见、认知协调的需求和从众心理是三个重要因素。也有学者认为，消极情感类型、二元对立人物模型和原型沉淀是受众误信新闻信息的关键要素。三是假新闻传播机制及其危害分析。骆正林和曹钺（2018）认为，社交媒体环境降低了假新闻发布门槛，提升了假新闻发布速度，带来了一个事实退场、信息商品化加剧、虚拟与现实生活混淆的世界。於红梅和潘忠党（2018）研究发现，受众的社交媒体使用导致假新闻快速且广泛扩散，人们既无时间也无能力核查虚假信息，在不辨真假的情况下进行转发，营造了“后”社会环境。四是假新闻治理策略探讨。包括对机构媒体及社交媒体平台自律（陈力丹，2002；陈绚、张文祥，2012）、跨国合作（何吉森，2018）、公共问责与立法（Thompson，2017）、推动数字媒介教育（陈昌凤、陈凯宁，2018）、引入第三方信息核查机制（张建中，2017）等措施的讨论，以期能根本性抗击假新闻现象，建构健康信息生态系统。
综上所述，假新闻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谣言”和“宣传”的分析框架，而是围绕假新闻的定义与现状、发生与影响、传播与接受、危害与治理等议题，建构出更加完善的理论体系。但是，从研究成果的学术积累与创新角度上看，国内假新闻研究依然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尤其是研究对象范畴过于宽泛，多将假新闻作为一个宏观的、抽象的、整体性对象进行分析，缺乏具体的类型研究，无法对新闻文本进行深挖细读，遮蔽了假新闻在生产传播和功能影响等方面的丰富性，无法揭示其传播实质，更不利于抽象理论建构。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信息传播的主体、渠道与形式日渐多元，国际新闻的定义日益模糊，内涵不断丰富。戴佳和史安斌（2014）对比分析了国际新闻（international journalism）和全球新闻（global journalism）两个概念，以是否存在特定的民族国家参照系为标准，认为国内研究将国际新闻的定义局限于“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外宣型传播（以《人民日报》海外版以及 CCTV 国际频道为代表）和“向中国介绍世界”的对内型传播（以《环球时报》以及各媒体的“国际新闻”板块为代表）。辜晓进则认为，国际传播并不是单一的传播类型，而是一个有机立体的传播体系。这一体系应该由四大部分构成：一是对外传播，即大家熟知的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二是国际传播，即创造条件争取外国媒体客观公正地报道中国；三是对内传播，即同样准确、客观、全面地报道国际新闻；四是对来华外国人的传播，即通过在国内创办外文媒体，覆盖来华外国人群，提供其所需要的日常资讯和本地新闻，避免外宣“灯下黑”。无论从哪一种定义出发，对内传播的国际新闻都是国际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领域出现的虚假新闻可被称为“对内国际假新闻”。具体而言，对内国际假新闻是指通过扭曲、捏造新闻事实等手段，故意或恶意传播的与其他国家相关的虚假信息，目的是对本国受众进行误导，以获得经济或方面的利益。此类假新闻日益泛滥，不仅严重干扰正常的国际新闻传播秩序，还会带来认知失调、情感极化、群体等潜在社会风险。
根据叙事模式不同，对内国际假新闻可大致分为正向和负向两类。所谓正向，是指采用夸张的手法宣扬中国的强大，或者宣扬外国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的诸多弊端，以迎合部分受众的“爱国情操”，折射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心态；所谓负向，是指“”、“辱华”类国际假新闻，利用信息不对称树立国外假想敌，编造出虚假的敌对势力和斗争威胁误导受众，激发对某些国家的敌对思维。实践证明，两类假新闻都能得到大量的阅读、评论和转发。有学者指出，国际假新闻是狭隘民族主义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表现，具体表现为“特别警惕于某一事件（主要是涉及国际关系的事件）对民族感情和国家利益的伤害，往往以此为由提出十分激烈的主张，甚至公开宣称要以本国本族的利害得失作为首要或惟一的是非标准”，狭隘民族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容易演化为民粹主义。李凌凌（2018）也持有相似观点，她认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相结合会形成民族民粹主义，其特征是排外和反全球化，其突出表现就是国际假新闻的出现和广泛传播。惠婷（2014）强调了网络环境的推波助澜作用，认为网络中的公众并不关注事实本身，也不在乎新闻是否真实，他们关注虚假信息并进行传播是为了吸引关注、发泄情绪。上述研究揭示了对内国际假新闻的本质与危害，此类假新闻多以反西方、反全球化、反精英、反主流意识形态等为主要议题，具有追逐热点事件、极端化、非理性、快速传播等典型特征，不仅攻击和破坏现有传播秩序，还可能被别有用心的网络意见领袖利用，成为操纵、攫取名利的工具。
然而，在上述研究中，对内国际假新闻并非主角，多被当作习以为常的传播现象一笔带过，亦被“对外传播”和“大外宣”的国际新闻研究框架所忽略。即便将它作为某种社会现象纳入学理思考，也未能深入讨论其生产、扩散和消费的具体传播机制，而这正是当前数字媒体环境下值得深入探究的主题。
本文收集了湃客号“有据核查”自2020年9月至2021年11月，在澎湃新闻“湃客”专业创作者平台发布的264篇对内国际假新闻的核查结果，随机抽取20%即53个假新闻文本作为研究对象。经逐篇筛选，剔除非新闻形式内容以及不能断定为假新闻的内容8篇，剩余共计45篇假新闻文本作为最终研究样本。
本研究采用批判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方法，考察对内国际假新闻的文本特点、实践语境及其社会文化背景，重新审视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批判话语分析理论及方法最早由福勒（Fowler，1979）提出，是语言学领域对传统科学思维进行反思的结果。传统话语分析重视语篇的文本、语法和句法研究，目的是发现语言使用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批判话语分析将分析视野拓展至新闻报道、官方制度和商业广告等各种非文学文本，通过批判性分析过程揭示话语中的社会权力和不平等关系，例如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意在提升受众对话语操纵的警惕性，培养批判性阅听素养，增强受众的话语反控制意识和能力。
英国语言学家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被誉为CDA的百科全书式人物，他提出了三维话语分析观点，主张将文本还原至具体的历史、社会、文化情境中进行阐释，进而发现话语结构和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任何话语都可以被视为一组三维概念，包括文本（text），指口语或书面的话语形式；话语实践（discourse practice），指文本的生产、传播和接受过程；社会文化实践（social-cultural practice），指话语与所处社会文化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对这个三维概念进行描述、阐释和解释说明，能够挖掘出文本中隐藏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该框架揭示了批判话语分析的一个重要原则：文本分析不应脱离文本的话语实践过程及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正如梵·迪克所言，“如果忽视社会和文化要素，我们也无法真正理解大众传播和新闻”。
1.文本分析：研究对内国际假新闻的文本建构策略，包括主题选择、语言特征、结构方式和信息来源等。
2.话语实践分析：研究自媒体如何生产假新闻文本并对文本进行解释，读者如何反馈（消费）假新闻文本。
（一）伪造的合法性（fabricated legitimacy）：对内国际假新闻的文本建构策略
作为一种专业化叙述文本，新闻具有特定的叙述范式和行文结构，这种相对稳定的结构就是所谓的新闻框架。新闻框架的存在使传受双方和文本之间进行对话、协商及博弈，进而形成一种信息理解的默契和规范。对内国际假新闻将虚假内容置入一种合法的框架，以赢得受众信任，形成了“伪造的合法性”。根据Giandomenico Di Domenico等人的相关研究，“伪造的合法性”是指“假新闻的制造者通过创办和制作与合法新闻来源相似的网名和标题，对虚假内容进行符合合法性要求的策略化叙事，进而编造出一种合法性”。这个定义也可用来解释本文假新闻样本的基本形态，即选择有较高新闻价值的主题，运用特定的话语策略，建构貌似规范的新闻框架，将想要传播的主题、内容和观点以要素齐全的结构形式加以呈现，“合法”地进入传播过程。也就是说，对内国际假新闻通过框架和形式上的合法性，包括主题选择、标题制作、版面安排等环节的以假乱真，迅速赢得受众信任，实现广泛传播。
1.追逐热点抬高新闻价值。对内国际假新闻在议题选择上常常围绕热点新闻，而这些议题因具备重要性、时效性、接近性、趣味性等诸多新闻价值要素，往往也是主流媒体国际新闻的关注对象。通过对45个假新闻样本标题（一般反映最重要的事实或观点）进行分析并制作词云图（图1），可以发现，对内国际假新闻中频繁出现的国家包括美国、德国、新加坡、日本等与中国关系较为密切而又有一定矛盾张力的国家，其中尤以中美关系最受关注，难以产生争议性话题的国家则很少被提及。
对新闻主题（图2）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主题选择主要集中在新冠疫情、中外友好、美国社会问题（包括选举、难民、毒品、治安等各类问题）、中外冲突（主要是中美、中日冲突）等主题上，与同时段内主流媒体报道交相呼应。很多假新闻还突出了时效性，进一步刺激网民追新、抢先的热情，如《今晨意大利总理首次承认：意新冠流行早于中国半年》《昨晚，默克尔再次向中国重申，坚决反对美国“新冷战”立场》等。
特定主题的凸显可以说明两个问题：首先，对内传播的虚假国际新闻是公众情绪和社会热点问题的另类映射；其次，虚假新闻催生了“媒体间议程设置效应”，真新闻是假新闻模仿的对象，假新闻广泛传播又使正规媒体机构趋之若鹜地竞相报道，其深层次原因是新媒体技术发展催生出崭新的传播生态。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有些假国际新闻能够被主流媒体或门户网站信以为真而转载发布。如样本中就有多个对内国际假新闻被网易、今日头条、搜狐、腾讯等转载。
2.账号名称模仿主流媒体网站。样本假新闻无一例外全部首发于微博、微信、商业网站等网络媒体，发布主体全部为个人账号，但个人账号的名称与主流新闻媒体颇为相似、真假难辨。例如，通过对假新闻发布主体进行统计，微信公众号“新岭南观察”出现4了次，炮制的4篇样本假新闻中，两篇阅读量都是“10万＋”，该公号所刊载的内容与“岭南”完全没有关系，多是涉及美国、德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的国际新闻，取一个在词性构成上与其他主流新闻媒体名称颇为相似的名字绝非临时起意的偶然现象。还有如“号外报”“经济与时评”“纵观局势”“全球资讯”等，由于缺乏区分“个人媒体”和“有新闻发布资质机构媒体”的判定标准，常被误认为是机构媒体的网络版。
3. 用正规新闻的框架、行文、信源等加以包装。样本假新闻在标题制作、行文结构、段落分布、语言风格上与线%）、拥有貌似确切的信息来源（占比55.6%）、引用所谓相关人士发言（占比75.6%）等。前述“新岭南观察”发布的假新闻，大都标明路透社、意大利电视台、BBC等国际主流媒体来源，还配上这些媒体的徽标（logo），并“引述”德国总理默克尔等外国话语。由于包装得过于“真实”，议题耸人听闻抓人眼球，普通民众获取国际信息具有语言障碍等原因，这些编造出来的内容轻易得到广泛转载，甚至在一些媒体总编或新闻学者聚集的专业性微信群内被转发传播，令人防不胜防。
（二）意识形态方阵（ideological square）：对内国际假新闻话语实践的“他者化”工具
意识形态方阵（ideological square）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极化策略”（strategy of polarization），最早由梵·迪克（Van Dijk）在《报刊中的与意识形态》一文中提出，用以分析批判话语研究中出现的种族歧视以及话语偏见等内容。意识形态方阵主要包括四项内容：（1）强化关于“我们”好的特质或行为；（2）强化关于“他们”坏的特质或行为；（3）弱化关于“他们”好的特质或行为；（4）弱化关于“我们”坏的特质或行为。本研究的样本中，很多假新闻正是基于公众共同的“民族中心主义”社会心理和情感，通过意识形态方阵运作了“一个强化和弱化的双重过程”，完成了“他者”塑造，导致了不平等权力出现。
1.话语生产双重极端化。对内国际假新闻在阐释事实过程中常常加入极端煽动性的评价词语，完全没有任何回旋余地，泾渭分明地展现出“我们”的“好”和“他们”的“坏”，进而吸引共同参与，催生集体意识。在选取的假新闻样本中，此类极端性话语随处可见。例如：
“在默克尔的影响下，最近一个时期，德国政坛上正在吹刮‘最清新的风’。选择中国，就是选择德国的未来；支持中国，就是支持全欧洲的进步。”
“只要加拿大一天不释放孟晚舟，中粮集团就一天不购买加拿大大豆。可以说中粮集团的这一决定极大支持了华为，也必将对加拿大经济造成重大损失，因为我国市场对加拿大大豆来说太重要了。”
“种种迹象显示，美国以及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无耻政客，天天趾高气扬叫嚣的新冠病毒溯源调查，其最真实的结果，已经是无可辩驳地摆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
上述文本在生产过程中，通过“最清新的风”“重大损失”“无耻政客”“无可辩驳”“摧毁”等感彩极强的词语，罔顾客观事实而全力推动“意识形态方阵”运转，极端地建构出“自我”的“好”，彰显出“他者”的“坏”，引起人们激动、骄傲、愤怒或者厌恶的情感回应。由此，其他国家或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受到拥戴，或成为“他们”而受到，“他者”被化约为我们的竞争对手或敌人。对内传播的国际假新闻并不像其他类型的国际假新闻，仅仅由逻辑推动，其蕴含的强烈情绪源于理性化不足的“倒逼”效应，是一种能够发挥动员作用的社会资源。例如美国和欧洲，深受假新闻操纵公共的危害，各种极端群体和极端言行数量急剧上升，右翼本土主义、民粹主义猖獗。对内假新闻激发起群体之间负面的敌对情绪，容易引发极化效应，使理性对话难以展开，可能导致生态恶化、极化现象严重等后果。
2.“他者”的媒介定型（media stereotype）。李普曼认为，真实的环境在总体上过于庞大、复杂，令人难以深刻理解，人们必须依照某个更加简单的模型对真实环境进行重建，这就形成了人与所处的环境之间的拟态环境。“媒介定型”能够帮助受众加速信息加工过程，以应付复杂变动的外部环境，成为建构拟态环境的重要机制。大量对内国际假新闻长期作用于受众，定型了受众对其他国家的认知，最终刻画出同质化、简单化的他国形象。经对样本分析，这些对内国际假新闻总体上刻画了“竞争者/敌对者”“朋友”“客观中立者”“周边冲突制造者”四类他国形象（表2）：“竞争对手/敌对者”具有故意挑衅、自私自利M6米乐APP、歧视华人、社会动荡等特征，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等国家；“朋友”具有支持中国、乐于合作、不满美国霸权等特征，包括德国、法国、新加坡、新西兰、韩国等国家；“客观中立者”则具备了公平客观、制定并遵守规则、科技发达等特点，包括意大利、芬兰、瑞典等国；“周边冲突制造者”主要指向印度和俄罗斯，在军事、领土等方面与中国产生冲突。整体修辞以二元对立为主，例如我们是善良的、他们是的；我们是发展的、他们是堕落的；我们是利他主义的、他们是自私自利的。
对他国进行标签化处理，可能极大地挤压理性信息的传播空间，妨碍跨国、跨文化的交流与理解。这类刻意操作生产的不实信息，很容易污染整个新闻生态系统，让人们难以再相信既有体制及其传播的信息，转而拥护诉求非理性的“强人”或“狂人”。
3. 意识形态自然化。某些带有意识形态意义的话语不断被重复，潜移默化，久而久之人们对它们所表达的概念和含义习以为常，成为一种“常识”，这就是意识形态的自然化。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算法机制加速了对内国际假新闻传播，加之受众信息核查及相应外语能力的匮乏，相当一部分公众对国际假新闻出现了认知上的一致性偏向，并产生了惊人的商业潜力。比较典型的案例有“喜投网”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知名财经大V”黄生通过炮制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国际假新闻为“喜投网”引流推广，吸引微博、微信粉丝数百万，历史交易总额达到40.07亿元。当人们对国际假新闻的极端化观点习以为常，它的危害就不只是局限于某一时段社会情绪的曲折往复，更重要的是，它会在焦虑、浮躁、偏执以及怨气、戾气等诸多负面情绪的扩散蔓延中，垒起社会交流、对话沟通的高墙，对良性社会道德秩序的建立、科学价值体系的推广和先进文化形态的建设带来致命打击。
在文本分析和话语实践的基础上，对内国际假新闻的生产消费还与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语境密不可分。以社会文化实践的视角看待对内国际假新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窥见当前的社会心理状况。
1.受众心理的证实性偏差（confirmation bias）。人们倾向于相信那些能够让自己感到舒适的信息，或者说是与其既往认知相符合的信息。传播理论中“选择性接触”（selective exposure）和社会学“选择性亲和性”（elective affinities）等概念也表明，在有多种选择的情况下，人们依然倾向于强化和熟人或喜欢的人之间的既有关系，从而产生了相互吸引、相互选择与相互影响的群体特征。对内国际假新闻虽然罔顾新闻事实，但多以公益性、道德性、正义性诉求为主，且天然地带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议题属性，在国内社会具有高度的情感认同，很容易达成广泛共识，常常成为所谓“正确”的判断标准。也就是说，如果看到的人不分享、不转发、不评论或者产生质疑，就会被不由分说地贴上“不爱国”的标签。因此，这些内容也很容易在“人以群分”的社交媒体中传播和共振。
2.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因素。二战后，美国和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从国家到国际层面都出现了变化。李卫东（2020）等学者认为，中美关系决定着21世纪国际走向和全球体系的和平与稳定，自然也就成为国内公众关注度较高的双边关系。因此，对外传播国际假新闻样本中，不仅和美国直接相关的议题占比较高，与其他国家如德国、俄罗斯、日本相关的假新闻也或显或隐地涵括了美国的态度与行动。同时，中国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在国际上的经济成就和国际影响力极大地激发了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和民族自豪感，来自国际社会的“中国威胁论”和国内以《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浪潮相互交织，加之诸多中国受侵略、受的史实，人们产生了新的有关国家认同的想象。这也就不难理解，“厉害了我的国”和“辱华”叙事框架下的国际假新闻，为何能激活国内受众不断累积的“状态情绪反应”，甚至转化为激烈的情感感知和非理性的集体行动。
在逐利目标和算法机制的推动下，对内国际假新闻刻意捏造新闻事实，采用制造“他者”的策略挑起“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突出新闻事件的矛盾框架，激发了公众经验范围内的不满与愤恨，实现传播效益最大化。本研究对45个对内国际假新闻样本进行批判话语分析，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对内国际假新闻的文本建构采用了“伪造的合法性”策略，选择热点主题提升虚假内容新闻价值，用正规新闻的框架、语法、话语策略等对虚假信息进行包装，使伪造的新闻内容披上了进入传播进程的“合法性”外衣，进而赢得受众信任；其次，在话语实践过程中，发布主体运行“意识形态方阵”，通过极端化价值评判生产“他者”话语，经媒介定型后完成意识形态自然化，最终将同质化、单一化的“他者”形象固定在受众的潜意识里，给传播生态和社会秩序带来不良影响；第三，社交媒体时代，受众信息消费出现情感化转向，证实性偏差效应以及公众的国家认同新想象成为消费虚假国际新闻的情境因素，反映了当前社会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圈群传播”现象和“非理国”情感。
国际传播的属性决定了“一国”与“他国”对立关系的自然存在。“我者”与“他者”身份的建构不仅是国际新闻的文本组织策略，更暗含了“我们”与“他们”之间流动的权力关系。“他者”（the other）作为“自我”（Self）的相对概念，是人们理解世界、生成意义的重要机制。“差异”使“他们”不同于“我们”，进而解决了“我们”的身份认同问题，这种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实际上隐含着以他者为参照系的自我中心主义。“他者化”（othering）由“他者”概念衍生而来，指将负面特点加诸他者（其他群体或个体）以获得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他者”在这一过程中被视为弱势、低劣的对方，以帮助确立“自我”的优越感和满足感。 “他者化”的核心在于刻意简化事实，放大和强调差异，以制造出“我们”与“他们”之间对立。“他者化”塑造的身份认同过程，是一个依靠文本（包括视觉和听觉）建构他者形象的策略和过程，同时，这一过程又建立在特定的话语（或知识）体系建构之上，蕴含着某种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
对内国际假新闻的存在固然不可避免，但过于泛滥则表明新闻生态环境欠佳。当想象“他者”、制造“他者”、仇恨“他者”成为司空见惯的营销手段和盈利工具，假新闻会不可避免地危及媒介生态系统，带来破坏公共理性、损害国家形象等严重后果。对内国际假新闻，亟需学界和业界共同努力，汇合主流媒体、信息平台、自媒体等力量，建立反假和打假的常态机制，尤其要重视主流新闻媒体和优质新闻生产者的作用。主流媒体很大程度上承担着事实界定、发掘的职能，是社会共享价值观重要的凝聚者、社会监测的“信托者”，同时也是假新闻的受冲击者。通过专业、规范、严谨的新闻生产规程，建立与用户的信任关系，成为用户所信赖的信源，与受众共同营造健康的新闻传播生态环境，是主流媒体在整个信息传播系统中应当承担的重要社会责任。具备专业能力的媒体从业人员应一如既往地肩负起探寻和核查事实的中坚任务，在积极构建多元对话沟通的基础上，探索最大限度接近客观的标准框架，实现话语“最大公约数”之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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